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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弓女士自己經營著一家居酒屋。


每當夜幕低垂,牆上時鐘的時針滑過「九」的刻度,這間隱藏在冷清街道上的居酒屋才會悄然亮起招牌上的燈。


這麼晚開店的原因,並不像電視劇「深夜食堂」裡演的那般浪漫,而是因為老闆娘總是流連在柏青哥店而忘了時間。


因為老闆娘太沉迷小鋼珠,每次開店的時間都不一定,我和萌姊也吃過幾次閉門羹。

久而久之我們學乖了,每次出門前必定先打電話到店裡確認,聽到電話那頭傳來老闆娘的聲音才放心出發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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還記得第一次到店裡,是在剛到日本沒多久之後。

那時日文還不太會說,連去個居酒屋都會緊張。好在萌姊早已知會老闆娘我是台灣人,才省去了解釋來龍去脈的過程。(例如:欸~你是台灣人?你們怎麼認識的?你日文真好~(其實一點都不好))


萌姊都管老闆娘叫お母さん(okaasan/媽媽)。


進了店,お母さん招呼我們到吧檯的位置,因為這樣才可以一邊做菜一邊跟我們聊天。

店裡雖然只有兩組客人,但因為沒有其他員工,お母さん還是在廚房裡忙得團團轉。


吧檯旁的老舊書櫃上擺著一台電視,正在播著日本職棒軟銀隊的比賽。我和萌姊一邊喝著啤酒,一邊為軟銀敲出安打的球員喝采。

突然お母さん出現在我們身邊,手裡拿著好幾本職棒的雜誌,自豪地說自己是個資深的棒球迷,然後問我:「你是軟銀的球迷嗎?」

還沒等我回答,廚房裡的平底鍋傳來滋滋的聲響,お母さん又急忙跑回她的「辦公室」裡忙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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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到另外一組客人離開後,お母さん才真正有空閒與我們好好聊天。


「我煮的菜好吃嗎?那個生牛肝你敢吃喔?你們台灣人吃生牛肝嗎?」お母さん很少遇到外國人來店裡,很好奇自己的菜合不合我的胃口。

「很好吃。」這可不是客套話。
「生牛肝我第一次吃,口感很新奇,我覺得很好吃。」


「ㄏㄟˊ~~~ 外國人敢吃這個喔,真厲害。」


我們又閒聊了一陣。
突然,お母さん好像想到了什麼。

「對了,我有東西要給你看。」
她在電視下舊書櫃的抽屜裡,翻出了幾張泛黃的信紙和一個信封。

「你看,台灣的戶口謄本,還有從台灣寄來的信。」她熟練地攤開信紙,指著信末的人名與信封上的地址給我們看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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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我的父親在戰爭(二戰)的時候,在台灣住過一陣子。」她接著說。
「他和一個台灣女人生了一個小孩,可不到一年戰爭就結束了,父親隻身回到日本,從此沒有機會再到台灣,也與他們斷了聯繫。後來父親和我母親結了婚,生下了我和兄弟姊妹們。這封信是1950年左右從台灣寄來的最後一封信,裡面還附著一張戶口謄本。」


我目瞪口呆地看著眼前的信紙,以為自己在看什麼電影還是時代劇。

戶口謄本上還印著我最熟悉的地名,「新竹縣橫山鄉」,只不過那已是快七十年前的地址了。


「我父親去年走了。」お母さん繼續說著。
「我以前都沒有特別想過他們,可是當父親走了以後,我突然很想知道他們這一生過得怎樣。」

「嗯。」我點頭。


「畢竟那個小孩是我同父異母的姊姊嘛。」
お母さん說完這句話便沉默不語。


大夥很有默契地轉頭看著電視中軟銀隊的比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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門外的敲門聲打破了沉默。

「您好,車來了!」原來是剛才打電話叫的計程車已經到了。

「走吧。」萌姊說。


臨走前,我和お母さん照了張相。
「我可以把這些信也拍起來嗎?」我問。
「可以啊。」お母さん說。


拍完了相片,お母さん送我們到門口。
我回頭問她,「お母さん,需要我幫你找他們嗎?等我回台灣可以想辦法問問。」
「我再想一下吧。」她說。
「好,決定了再跟我聯絡。」

說完,我與萌姊便上了車,お母さん揮手向我們道別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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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程車緩緩啟動,小鎮的街道上早已空無一人。


在車上,我忍不住又回頭望了一眼漸漸遠去的小店,發現お母さん依然站在原地目送著我們。


等到居酒屋消失在夜色之中,我才突然意識到,お母さん一直把這封信保存在吧檯旁放著電視的書櫃裡,一個她隨手可及的地方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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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晚,在北九州市郊區一個名叫折尾的鄉下地方,飄散著一絲與台灣之間若有似無的回憶。


如同お母さん居酒屋的招牌上那盞微弱的燈光,在夜空中安靜地發亮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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